“公司银行卡里的所有资金都被冻结了股票配资开户费用，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这样一封申诉信引起了江苏省某基层检察院的注意。申诉人张华（化名）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反映冻结原因是卡里有10万元属于涉及诈骗的货款。
经查，这10万元是电信诈骗团伙“洗白”的赃款，但对账户内318万元资金全额冻结之举明显不当。在检察机关依法监督下，公安机关对该银行账户中308万元解除冻结。
这类案件是检察机关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的重点监督类型之一。实践表明，针对执法司法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有利于加大监督力度、取得日常监督难以取得的成效。
市场经济领域执法司法乱作为，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滥用执法司法权逐利执法等，是2024年中央政法委执法司法专项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规范涉企执法作出专门部署。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在今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
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截至6月，最高检有关业务厅局筛查出200余条相关监督线索后，对其中的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将部分有价值的线索移交地方检察机关开展核查。
在此基础上，最高检正在研究起草《加强跨区域涉企刑事案件法律监督工作意见》《最高检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线索管理和案件办理工作流程》等规范性文件。
如何将上述专项监督成效落到高质效履职办案上？对此，全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经验交流座谈会作出明确部署：“对经调查核实确属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要依法及时监督撤案；对违法或者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扣冻’财产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跟踪监督纠正……”
基层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积极贯彻部署要求，办理了一批效果较好的案件。比如针对伪造公司印章、非法经营、串通投标等多发犯罪行为，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检察院严格区分民事纠纷、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以某科技公司非法经营案为例，该院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套用“版号”经营网络游戏行为不构成犯罪，监督公安机关解冻、退还涉案资金2.5亿元。
除了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依法监督和规范侦查环节刑事“挂案”清理专项，是今年以来最高检重点推进的另外一项专项监督工作。
何为刑事“挂案”？一言以蔽之，就是刑事案件在侦查环节停滞不前，既不移送审查起诉，也不撤案，更不结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今年5月，最高检下发工作方案，就持续强化对刑事“挂案”的监督清理，及时整改刑事案件“久拖不决”问题作出部署。
今年初，福建省检察院将刑事“挂案”监督作为今年刑事检察重点工作之一。针对监督撤案案件中占比较大的盗窃、诈骗等未达刑事追诉标准的案件，该院推动省公安厅下发规定，规范立案程序，在依法撤销刑事立案的同时，督促公安机关继续加大对行政案件的调查取证力度。
直击执法司法痛点的专项监督，如撬动刑事诉讼监督整体成效的重要支点，彰显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监督智慧。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刑事诉讼监督履职结构存在不够合理的情形，比如深层次、实质性监督较少等。对此，最高检党组强调，要把深层次、实质性监督作为重要着力点，增强法律监督权威性、公信力。
健全完善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机制，是对深层次、实质性严重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有效路径之一。
记者采访贵州省玉屏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普通犯罪检察部主任易乡莹时，她向记者讲述了该院的探索：“我们定期确定重点监督案件类型，比如猥亵类、卖淫类等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共犯另案处理的案件，涉精神障碍患者的案件等，将其作为重大监督事项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降格处理、压案不查或遗漏犯罪的问题，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予以纠正。”
司法规律告诉我们，执法中的深层次违法其实只是少数，摆在检察人员面前更为常见的一道命题是：对于一般监督事项，如何采取一定、必要、恰当的方式予以规范。
四川省泸州市检察院给出的答案是，定期组织召开案件质量通报会，梳理一段时期内办理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将侦查程序、强制措施、证据合法性、证据证明力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点对点通报至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并将公安机关的整改情况纳入该院内部考核，与公安机关共同提升类案整体质量。
“目前，我们已就危险驾驶、故意伤害、侵犯财产等犯罪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公安机关作了8期书面通报，12次口头通报。”泸州市检察院有关工作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这一实践探索也与全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经验交流座谈会的要求相契合：“对于立案监督等案件化办理的监督事项，要围绕监督案件办理质量，对监督线索受理、调查核实、实施监督、跟踪反馈、结案归档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查评查，对于‘一取消三不再’后新发生的监督数据‘美容’、数据造假等问题，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刑事诉讼监督正从“大水漫灌”式粗放审查，迈向“精准滴灌”式靶向发力，不断实现质的跃升。
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是最高检党组紧跟时代变革、业务发展、技术革新，围绕高质效办案目标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检察官发现监督线索能力，是规范和督促检察官依法充分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责，一体抓实“三个管理”的重要抓手。
今年4月，最高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批智能化建设及试点工作方案》。各试点省份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持续深化新兴前沿科技在诉讼监督中的应用实践。
人工智能的对话式交互，驱动数字技术服务监督办案，更依赖于检察官基于办案实务编写的“提示词”，而非技术人员编写的“代码”。这是新一轮数字检察变革必须坚持“业务主导”的原因。
为此，浙江省检察院组织多位具有10年以上一线办案经验的检察官集中编写业务规则。目前，该省检察机关已上线运行“全流程刑检AI辅助办案平台”（下称“刑检AI”）。“刑检AI”根据检察官审查习惯，分步设计智能体。办案检察官不但可以使用预置的824条提示词，还可以自主编写提示词，不断丰富和优化功能。
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在参与研发“刑检AI”时，将正在研发的400余条侦查监督规则嵌入证据审查模块，实现监督轨迹全程留痕，案件审查与监督同步启动。
在对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共同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时，公安机关可能会抓获多名犯罪嫌疑人，并以该犯罪事实立案。但上述违法犯罪的一般参与者，可能并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在该类案件的侦查阶段，可能存在对已立案但未移送审查起诉的人员，既无后续处理措施，亦未撤案的情况。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研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将提请批准逮捕或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信息和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信息进行比对碰撞，筛选出已被立案但未移送审查起诉人员。运用这一模型，该院已对符合条件的100余名人员依法终止侦查监督。
当高质效刑事诉讼监督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时，法治进步的跫音便清晰可闻。而这正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持续深化法律监督、践行司法为民的坚定足音，书写着中国检察制度向更高水平司法文明迈进的新注脚。
（检察日报 史兆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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